記中科院上海神經所所長蒲慕明：但求慈航心中渡
記中科院上海神經所所長蒲慕明：但求慈航心中渡
1999年，世紀之交。中國科學院迎來了50年歷史上第一位外籍所長――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蒲慕明教授。當蒲慕明出任神經科學研究所的首任所長時，杜克大學的馬克？卡倫教授對美國《科學》雜志說：他是科學界的一位“super star”（超級明星）。
當代著名中醫王琦教授的《五臺蓮界》詩，曰“佛光梵音繞五臺，無邊清涼遠塵埃；但求慈航心中渡，不著袈衣亦如來。”
出生于大陸，成長于我國臺灣地區，求學和工作在美國，數個輪回之后，他重新踏上了祖國大陸的土地……諸多故事串起一位華人科學家的人生腳印，已經變成一個時代的鏡像。
1999年，世紀之交。中國科學院迎來了50年歷史上第一位外籍所長――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蒲慕明教授。當蒲慕明出任神經科學研究所的首任所長時，杜克大學的馬克？卡倫教授對美國《科學》雜志說：他是科學界的一位“super star”（超級明星）。
此言不虛，蒲慕明是一位國際著名的神經生物學家和生物物理學家。2000年任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而從1999年11月27日起，他還是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神經科學研究所的首任及現任所長、神經可塑性研究組組長。他是臺灣“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也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在世界華人科學家中，能夠有如此榮譽者，委實是屈指可數。
10年只是彈指一揮間。蒲慕明注定會被寫進中國科學院建院60周年的歷史，成為其中一位不可或缺的重量級人物。接受《科學時報》專訪時，蒲慕明由衷地說：“我受過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先進科技的教育，能夠較深刻地了解這兩方，我的價值就是做跨越中西方的橋梁，發揮自己最大的作用。30年前我就開始朝著這個方向走，走到今天這一步，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為創立上海神經科學研究所作著不懈的努力，蒲慕明外表貌似淡定而內心堅毅，雖然生性平和卻行動執著。
上海神經科學研究所黨委書記王燕說得好：要全面地了解蒲慕明，一個鮮活無比的蒲先生其人，就不能只靠嘴巴，而要靠眼睛和心靈。
本報記者寫到這里，則想起當代著名中醫王琦教授的《五臺蓮界》詩，曰“佛光梵音繞五臺，無邊清涼遠塵埃；但求慈航心中渡，不著袈衣亦如來。”
一拍即合： 與神經研究所從此結緣
蒲慕明出任中科院上海神經研究所所長一職，按中國科學院院士吳建屏的話說，幾乎可以稱得上是“臨危受命”。
“我們當時正處于困境。”時任中科院腦研究所所長的吳建屏如是說。由于傳統的管理機制缺陷，上海腦研究所運行一直不甚理想，當時優秀的科研人員紛紛選擇了離開，整個腦研究所僅剩下3個研究組在開展工作。
此時恰逢中國科學院啟動知識創新工程試點、為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探路的一件大事――1999年中國科學院黨組決定整合上海地區從事生物學研究的8個研究所，成立“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
這一次體制創新幾乎涉及到迄今為止研究所改革的所有類型：撤銷、合并、轉制、搬遷、新建……首任院長吳建屏領導的班子推進了最初的改革，奠定了基礎。一個重要的切入點，就是將腦研究所撤銷，創立神經研究所。
而蒲慕明與神經所結緣的故事，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就已埋下伏筆。當時，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魯白、維吉尼亞大學的梅林、華盛頓大學的饒毅這三位海外華人學者聯袂，在腦研究所建立了聯合實驗室。1997年夏天，魯白在美國戈登會議上見到蒲慕明時，談起他們在上海腦研究所聯合實驗室的工作。蒲慕明聽后十分高興：“很好啊，將來有機會我也可以去幫幫忙！”
魯白回到國內后，向吳建屏轉達了蒲慕明的意愿。吳建屏當即給蒲慕明發了一封Email，邀請其回國，為腦研究所作一份“定位報告”。
在引進蒲慕明的故事背后，還有一位科學家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就是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1998年春天，路甬祥率團訪問美國，剛在舊金山機場落地，鞍馬勞頓的他便在機場的咖啡屋里會見了“赴約”的蒲慕明。
與蒲慕明的會談，是路甬祥此次訪美“行程表”的內容之一。一個多小時的會談，從中國的國情現狀到中科院知識創新工程的設想，“我對他談了神經科學研究的重要性，他談到中國科技體制改革宏觀層面的情況，鼓勵我回國來看看，有機會幫幫忙。”蒲慕明對本報記者回憶，“這完全是一拍即合，多為祖國作點貢獻是我多年來的意愿，時機一到，我就可以著手進行了。”
就這樣，1998年夏天，蒲慕明來到上海，參觀了幾個與神經科學有關的研究所，并受吳建屏委托，撰寫腦研究所的定位報告。當時的腦研究所人幾乎已走空。在傳統體制束縛下，要從海外招聘人才很困難，幾乎沒有人愿意回來。
“如何在這種情況下給腦研究所的未來定位？我實在沒有什么好辦法。”30年在西方先進的科研體制下成長的蒲慕明有著自己的判斷：只有建立一個全新的現代科研體制的研究所，用一個新的體制和機制，配合知識創新工程的支持，才能吸引人才。
對蒲慕明的這一建議，吳建屏不由得擊節贊賞：“這是一個Good idea（好主意）！”由此，蒲慕明、吳建屏、魯白、梅林、饒毅五人“聯名上書”中科院，建議成立一個全新的研究所。“要大力推行改革，在一個已存在的研究所會比較困難，建一個新的研究所是最佳途徑。”蒲慕明如是說。
1999年春天，這個報告送交了中科院高層領導。當時中科院在上海的數個研究所急劇動蕩，正面臨著大刀闊斧的調整和整合，這個猶如“及時雨”一般的建議，很快就得到了正在推行“知識創新工程”的中科院的積極回應，科技部、上海市等也表示支持。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嵐清也承諾，在今后10年，新的研究所將獲得穩定的經費支持，并由科學家自己制定自己的“游戲規則”。
1999年11月，隸屬于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院的神經研究所正式成立。“盡管當時在岳陽路320號大院里的震蕩很大，神經研究所的開張也意味著腦研究所的結束，據說有些人甚至醞釀舉行一場游行示威。”蒲慕明回憶說。但即便是困難重重，并不挫蒲慕明矢志改革創新之銳氣。
一流之人：吸引凝集一流之善
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招募最頂尖的人才，然后提供好的環境，使其樂此不疲），這也是世界著名大學具有共性的、最基本的管理之道。這樣才能吸引有才能、有眼光、有胸懷的優秀人才。
研究組的選人和籌建，成為蒲慕明最初工作的重中之重。“我最初的計劃是，從國內的研究所中先挑選幾個已有的研究組，組建核心力量。這幾個組必須在幾年之內作出令人矚目的成績，然后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加盟。”
根據吳建屏建議，神經研究所聘了六位組長，包括郭愛克、李朝義、張旭、何士剛、周專、馮林音，再加上吳建屏和他本人聯合帶領的小組。蒲慕明也親自去落實周專和郭愛克兩位組長加入神經研究所。
“許多人是因為有了蒲先生這樣的所長而來。”王燕告訴本報記者，“他是個真正‘做’科學的人，線條很簡潔，是非、黑白也很分明，不僅對待科學是這樣，對任何人和事也都是這樣。”
正如郭愛克院士對蒲慕明的評價：“他是一位理想主義者。”
蒲慕明所期待的，在中國嘗試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研究機制，機緣終于在步履蹣跚中來臨。“我不希望神經研究所成為一個與世隔絕的孤島。”蒲慕明壯懷激烈，“我們可能影響到的，或許將是中國的整個科學界。”
一流之人吸引一流之善。隨著杰出學者的聯翩而來，蒲慕明將建設中的神經研究所打理得有條有理、有聲有色，士氣高漲。
神經研究所從1999年年底提槍上馬，在而后的短短4年里，就已連續突破了中國生命科學發表論文的紀錄。2003年11月29日，在神經研究所建所四周年暨年會上，蒲慕明的語音鏗鏘，信心溢于言表：今天非常高興地在我們新的禮堂看到，神經科學研究所現在人數已經大增，研究組由最初的7個已經發展到目前的13個。我想，再過幾年后，樓上肯定也要座無虛席了！
緊接著，蒲慕明談到了未來的“路線圖”（road map），亦即神經研究所的前程。蒲慕明認為，神經研究所的發展可以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起步期”，“今天可以視為‘起步期’的結束。在這頭四年里，神經所初步把應有的設備和機制建立起來，下面的六年，將是其‘成長期’”，“再過六年，到神經所10周年時，我們要有30個研究組，那時就是‘收獲期’的開始。”
“目前這個‘成長期’，將是一個最為‘critical’的時期。”蒲慕明一語雙關，將生命科學領域的專業術語導入了研究所的未來路線圖。他說：“我們是從事神經系統研究的，大家肯定都知道，神經系統的發育有一個‘critical period’，換句話說，‘成長期’的‘activity’，是神經系統結構形成最為重要的因素。這個‘成長期’，將是我們神經研究所發展最為重要的時期！”
“critical period”既可以翻譯為“轉型期”，其中也包含著“批評”、“責難”；而“activity”的語義，兼有“活力”、“活躍”的深刻表達。
文化反思：神經所絕非“發神經”
自從蒲慕明出任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研究所推行的種種改革創新舉措，盡管岳陽路320號的院墻之外看似不動聲色，但卻都像有股無形的颶風在將之裹挾席卷，而無論是蒲慕明本人還是神經科學研究所，也自然而然地被拋向了風口浪尖。
中國科學界在矚目神經科學研究所發生的一切。關愛有加者有之，呵護備至者有之，騎墻觀望者亦有之，當然，也不乏冷嘲熱諷者。個別人甚至有點酸酸地說：神經研究所都在干些啥？純粹是在那里“發神經”嘛！
更不消說在神經科學研究所內部的“自激震蕩”了。最初的自激震蕩是在研究所的初建階段，蒲慕明要求每個研究小組，每過半年都要做一次“review”。
“review”，從英文的字面上翻譯，可以說是“回顧”、“復習”、“檢討”、“溫習”、“校閱”，等等。其中，除了“檢討”的這一含義多少有點負面，其他的含義都是正面的或者中性的。但凡科研機構與組織，每過一段時間就要進行review，這在國際上已是一件司空見慣、大有裨益的事情。
但就是這樣的review，最初在神經科學研究所內部推行，卻引起了一陣不小的反彈和騷亂，“可見一項新的改革制度的推出之難，要推而廣之更是難上加難！”蒲慕明說。
在神經科學研究所成立的第二年，蒲慕明首次鄭重其事地提出，只要是本所的PI（課題組長），都應參加研究所學術委員會的review，“三位年輕的PI竟然拒絕出席，他們的理由很簡單：你是PI，我也是PI，我作的研究不需要你來指導。我當時感到很意外，也很吃驚，因為在國外，年輕的科學家都希望那些有經驗的科學家給他們提些批評建議、出點主意。可是我們這幾位年輕的PI，怎么就偏偏不能理解我的一片好心？我大老遠地從美國過來幫助他們，他們卻這么不領情！”
如果是年輕的PI不懂“review”的內涵，尚且可以理解，但這三位PI都是貨真價實的“海歸”，都有在國外科研機構學習和工作的經歷，如果不是他們聰明的腦袋已經“進水”，難道真是像個別喜歡飛短流長的人所說的那樣，蒲慕明是異想天開、亂出主意，要“micromanage”（事無巨細、微觀管理）神經所？
在反省、檢討了自己提出的review語境之后，蒲慕明認為，自己工作的方法方式雖然有待商榷，但必須堅持推行review是無須置疑的，“一些人在開始的時候，的確不愿意作諸如review這樣的學術討論。但我們頂住種種壓力，最終實行并堅持了下來。幾年之后，包括review在內的一些學術討論風氣，也就逐漸地養成習慣，變作順理成章的事情了。現在無論是組長還是其他研究人員，都很樂意接受并參加review。上面每個人在介紹、回顧自己半年的工作，下面每個人都可以提意見、作批評，每個科學家都自覺地養成了接受批評的習慣。” “雖然當初我推行的所內review，以及國外專家學術評審的做法得罪了不少人，與一些組長的關系也因此受到影響，但我卻沒有別的選擇。”蒲慕明坦蕩地對本報記者敞露心扉，“一位資深研究員因為不肯接受國際專家的學術評估，我們不得不終止他的聘書。”
蒲慕明說到這里，聲音不由得低沉下去，多少有點傷感地搖了搖頭，“為了這件事情，他跟我紅了臉到最后翻了臉，但我實在是想不出兩全之策。”
蒲慕明推行的review，堅持至今已有10年之久。今天的中國，如此這般的review，在諸多科研機構已是家常便飯，而一些政府部門也已經在開始嘗試：他們做這樣的review，不就是在作《述職報告》嗎？但如果把坐標中的時間軸，遷移到10年前試一試，那顯然就是另外一番景象。
在前些年，蒲慕明《中國的科技創新――文化的反思》的文章里，旗幟鮮明而又一語中的地指出：“有一個曾引起很多中國文明史學家的興趣的問題，就是為什么現代科學是在歐洲得到發展而不是在中國，盡管在早期中國文明中已經清晰地出現了科學和技術的源頭。經過幾十年對中國科學和技術史的研究，李約瑟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形式的‘官僚封建制度’阻礙了現代科學的發展。在新世紀，中國面臨的挑戰，就是怎樣克服一些殘余舊文化的約束，使科研機構能得到飛躍的發展。”
“克服一些殘余舊文化的約束”，就是蒲慕明本人所要面臨的挑戰――推行國際評審也是如此。
國際評審：需要“嚴苛到近乎殘酷”
絕頂聰明，做事果斷，是非分明。這在神經研究所，幾乎是認識蒲慕明的人們的集體記憶。
“他凡事考慮得當后，說干就干，從不疏忽，從不茍且；如果他對事情有不同意見，就會立刻直截了當、坦率清晰地講出來，從來不會拖泥帶水。”王燕對蒲慕明有這樣的評價。
蒲慕明到神經研究所推行的改革之一，就是曾經引起過不小的震動和爭議的、邀請國際學術同行進行評價的“學術評審制度”。
神經研究所開展的這一學術評審，在許多學者眼里看來，可以用“嚴苛到近乎殘酷”來形容。在這里，每個研究組都必須經過嚴格的、由國際權威學術同行進行的定期評審。其中，研究員每四年要接受一次評審，高級研究員每六年一次。這種制度的實行和建立，對中國科研機構傳統體制中的評價體系不啻是一種挑戰。這一評審包括進行實地評審前半年就進行的國際同行通訊評審，每位被評者有六份國際同行匿名評審意見。實地評審由神經所國際顧問委員會和其他國際著名神經生物學家組成的專家評審小組進行實地考評。每位被評者有兩個主評的專家。實地考察內容包括：被評者工作報告，答疑，參觀實驗室，與被評實驗室全體學生的會談，此時研究組長和實驗室的工作人員被要求回避。
這項制度在神經所開始推行時，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一些研究人員因此而選擇了離開神經研究所。一時間，神經研究所風聲鶴唳，當時還是所長秘書的王燕甚至也因此有過隱隱約約的擔心，“這么嚴格的評審再繼續做下去，會不會影響到神經研究所的正常發展？”
懷疑、擔憂、非議甚至是嘲笑和責難，蒲慕明都可以坦然面對，加以克服。唯有人為制造的阻礙，為蒲慕明深惡痛絕，他認為，嚴格的國際學術評審制度，是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下去的“游戲規則”，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神經研究所的健康發展。
“蒲先生不留情面，沒有一點含糊，他不會考慮話講出去之后對方是否喜歡。”在王燕看來，不管對象是誰，蒲慕明從來都是有話就說，不怕得罪人，“他從來就不是那種只會‘和稀泥’的人，而神經研究所的確也需要蒲先生這樣的人。”
在研究所的創建初期，有很多的事情不好處理。王燕深知其中的困難和艱辛，“當年在神經研究所內部有好多爭論，蒲慕明都能超脫于個人的恩怨之上，才終于有了今天的成果。這實屬不易。”
2004年3月，世界著名的《自然》雜志眼光獨到，推出了名為《中國：來自西方的觀點》的“中國特刊”，以一些知名學者的評論性文章為由，剖析了中國科研多個領域的發展現狀和潛力，將世界的目光引向崛起的中國科技。蒲慕明在為之撰寫的文章中明確說到：“科學家之間缺少公開的批評性的學術交流在中國是一個普遍的問題。公開、坦誠的交流將使許多學術研討會不僅僅是友誼性的聚會，而是使人受益的學術活動。對學術批評的正面態度將有助于建立這樣一種科學文化，即科學的真實性比‘顧面子’重要得多，而且負面的評語不總被認為是人身攻擊。過度的禮貌和虛偽，可能在一個傳統的中國家庭維持儒家式規范是必要的，但對于一個研究單位是有害的。”
“成功地建立以業績為準的考核體系，首先需要能對科研業績進行客觀評估，且對評審者的身份能夠保密。除了各學術領域中合格的評審專家不足外，‘保密’在中國的科研機構是一個非常生疏的概念。缺乏保密性會使得客觀的評審非常困難。廣泛地聘請國際同行評議，是目前國際上主要研究機構普遍采用的方法，這對解決客觀評估的困難會有些幫助。”外表溫文爾雅的蒲慕明，這里犀利的劍鋒指向卻既不含糊，亦不躲閃。
在目前國內的科研機構中，能真正堅持做到嚴格執行國際學術評審制度，而且不徇私情、不講情面的，委實是鳳毛麟角，神經研究所或許算得上是做得最堅決、最徹底的一個。蒲慕明對神經研究所持續堅持至今的現狀，有著自己清醒的認識和明確的態度，他說：“國際同行學術評審制度，我們一定要不走樣地繼續做下去，還要做得更好！”
越是激流和漩渦，越是要闖關和搶灘。也就是在蒲慕明掌舵下，神經研究所建立了很好的人才流動和退出機制。
在神經研究所，允許研究員名下的學生、儀器設備可以帶到其要去的新單位。這樣，就建立和推動了一個良性循環的人才流動機制。
按照過去國內的慣例，所有的儀器設備都應屬于原來的研究所，要離開的研究人員只能“凈身出戶”，這對離開的研究人員重新建立實驗室、日后繼續開展研究工作有很大阻礙，對國家的資源也是一個浪費――因為留下來儀器設備中的相當部分，很可能其他研究小組根本用不上，“所以我們制定出一個公正合理的退出機制，我們經過很多的努力才做到了，這也是我們建所過程中，對國家科技體制和機制改革一個很重要的貢獻。”對此，蒲慕明既毫不含糊，也無須過謙。
“神經研究所真正的競爭力核心，不僅僅在于引進了一些科學家，發表了高水平的論文，在學術水平上有所拔高，而是在于真正引進了一個全新的、富有競爭力的機制，這種機制是極富生產力的。”王燕說，“蒲慕明為神經研究所帶來的，是一條比較完整的‘生產線’，受其影響的是一大批人的思想和觀念。”
年會報告：一道足可饕餮的心靈“盛宴”
蒲慕明領導、建設著神經科學研究所，在不斷地進行著深層次的反思：中國科技創新的文化土壤究竟是什么？如何才能將這一文化的土壤改造得更為肥沃？他把神經科學研究所當成實驗田苦心經營，而每年一度研究所在年底召開的年會，他都要精心準備，拿出一份有綱要、有觀點、有數據、有分析、有結論的報告。
在2003年的年會上，蒲慕明說，可以保證在未來的10年、20年之內，我們研究所能夠達到有重大科學發現的那個目標。怎樣達到這個目標？在未來的“成長期”里，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工作，不只是招人才、不是爭資源，是建立一個一流的科學文化。“沒有科學文化，不管有多少人才、多少經費都沒用。我們不缺人才、不缺錢，我們缺的是一個文化。什么是科學文化？很簡單，第一個就是要有嚴謹的科學態度。”
“現在的科學發展這么快、競爭這么強，過去的卡文迪許實驗室的寬松環境，讓Max Perutz20年去解決一個蛋白的結構，那個世紀已一去不復返了。現在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麻省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大學的結構生物學實驗室，只要有好的結晶體，有人甚至提出‘one protein a day’（一天分析一個蛋白質的結構）的口號。這就是現在發展的速率。”蒲慕明作如是闡述，“我們就是要努力創造有‘必要的緊迫’環境，使得大家能夠發揮最大的創造力。國外對中國科學家的勤奮、聰慧、基本訓練都是有很高的評價，很多人在國內沒有這樣的成果，一出去到人家的研究機構里就變成最好的研究人員，為什么？這就是國內的研究機構缺乏必要的緊迫感，沒有這個，我們就達不到這個最高的、一流的研究所的目標。”
在2004年的年會上，蒲慕明幾乎是在疾呼：幾十年社會運動遺留下來的浮夸風在科學界里還仍然盛行。我們就是要做一個榜樣，把不浮夸、腳踏實地、嚴謹地做科學的態度在中國神經科學界好好建立。
“我們有些科學家動不動就向國家要幾億的錢，舉個大旗就要幾億，為他們自己的項目要國家投資大筆的經費，就沒有想想，作這種研究到底是否真正能解決問題？在目前的情況下，在一些基本功還沒有建立的實驗室投入大量資金，這對社會是多大的浪費。我想提醒這些科學家，去看看我們社會現在的情況，看看農村的情況。我們現在有些農村還很窮，你買個大儀器放在實驗室卻不能好好用，應該想想這些錢可以養活多少困苦的農民？所以我覺得現在不浮夸，謹慎地使用科研資金，好好做科學，是我們做科研人員的一個基本的社會良心。”
“有些人批評我到神經所做的事情，就是把美國那一套帶回來，‘不合國情、要安定團結’。這樣的說法，是中國社會腐敗現象、科學界虛假浮夸、人事關系主導一切等各種弊端的最好擋箭牌。我們科學界甚至整個社會改革目前最大的阻力，就是來自這種所謂的要安定團結、要合國情、要講人情的做事方式。”蒲慕明直截了當地指出，“這些，不僅是我個人，也希望神經科學研究所的同學和老師們要堅決抵制。雖然我們所這五年來在科學研究上有一個好的開端，但我希望我們的意義不止在這里。我們要在神經科學界乃至整個學術界做一個榜樣！”
在2005年的年會上，蒲慕明又提到了英國的卡文迪許實驗室：這也是DNA雙螺旋發現的地方，在上個世紀的前50年，這里是世界科學的主要中心，物理學和結構生物學發展的許多重大成果都出自這個實驗室，“在這里工作的年輕人，一個個變成大科學家，許多成了諾貝爾獎得主。難道那些年輕人都是天才嗎？卡文迪許實驗室選人都選得那么準嗎？為什么那些年輕人進去之后就都變成一流的科學家？卡文迪許實驗室那個環境到底有什么特別？”
連續的幾個設問之后，蒲慕明自問自答：我覺得，并不是那里的儀器設備特別好，也不是那里的大師特別聰明、出的題目特別好。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那里的環境給了所有進入實驗室的年輕人以信心。只要自己建立了信心，持之以恒就肯定會有重大發現。還有大師對年輕人的期盼，年輕人對自己的期盼。正是信心和期盼，成就了該實驗室輝煌的歷史。
年會報告末了，蒲慕明自我“爆料”：“最近有很多人都在問我，說我的所長職務是不是馬上要被解聘了？”在滿場笑聲中，蒲慕明也笑了：“我可以告訴大家，建立神經所是我這輩子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什么都可放棄，神經所決不會放棄，趕我走還真是不容易呢!”
蒲慕明接著說：“大家都知道，我們在國內的科學研究做得很好，若真有什么人想要趕我走，絕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能夠趕走我的是誰？是我們神經所的老師和同學！只要你們認為我應該留在所里，那我就留在所里，即便不當所長，我也會留在所里！”
全場的掌聲雷動，給了蒲慕明報告完美的謝幕，而熱烈的掌聲，也驗證了研究所全體人員的信心和期盼――就像是卡文迪許實驗室那樣的信心和期盼。
2006年的年會上，蒲慕明透露了一個“小秘密”：自神經所成立以來的7年中，除了得到與其他研究所一樣的正常運行費，中科院每年向神經所只是多提供了200萬～300萬元的所長基金，作為支持一個新的研究所用以引進人才的專項經費。傾盡全所的一切經費，包括各個研究組從其他部門得到的科研經費，每年的總額還不足2800萬元，這相當于美國一個幾十人的實驗室的經費。但是我們還是得到了快速發展，離國際一流科研機構的目標已越來越近。
“但是我為什么有信心呢？”蒲慕明說：神經所至今所取得的一切研究成果，靠的不是從政府那里得到大量資源，靠的是新的科研管理機制，靠的是神經所的老師和學生沒日沒夜地在實驗室工作，靠的是我們堅守建設世界一流科研機構的理想，堅持抵制舊體制舊觀念的影響。如果從科研資源角度來看，神經所業已取得的諸多科研進展，在中國許多其他科研機構同樣也可以實現。這才是神經所的經驗對中國科技發展的真正意義。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只靠巨額投資到少數精英單位就能成功地發展科學事業，并且引以為豪。中國科技的長遠健康發展，需要的是許多科研機構普遍提升它們的科研水平。
“困境孕育創造力！”蒲慕明為蒞會的老師和同學們鼓勁。
在2007年的年會上，蒲慕明直擊穴位，針砭時弊：“每個人的科研能力都是訓練出來的，沒有哪個人天生就有非常強的科研能力。只有通過接受別人的批評，好好地改進自己，能力才會越來越強。”“時下，一些對科學研究的真諦進行扭曲的觀點，正在威脅著傳統的科學精神。如果這些扭曲的觀點得以盛行，從事本來應是圣潔的科學研究，將不再是在座的你們和我值得驕傲的職業。”
蒲慕明在這次年會講話中，導入“灰色地帶的不端行為”的概念加以抨擊：“我認為最嚴重的科研不端行為，就是現在日益蔓延的灰色地帶的不端行為，這些行為正嚴重威脅著科學的核心精神，也就是對追尋自然界真理有共同興趣的科學家之間的自由交流的精神。因為許多灰色地帶的不端行為的存在，科學交流變得日益困難，因為科學家必須小心自己的想法可能被‘偷竊’。”“現在許多人有這樣的傾向：就是不恰當地強調自己的貢獻而淡化別人的貢獻。嚴格來說也應屬于灰色地帶的不端行為。”
“今天我所談的這些，是在所有年會講話中最嚴肅的話題。現在是我們必須認真思考科研誠信問題的時候了。”蒲慕明最后再次擲地有聲，為自己所作的年會報告破題：“為了我們的科學生涯，為了神經科學研究所的未來，為了國際科學界關注的中國科學的未來，我們必須堅守最高標準的科學誠信和道德！”
蒲慕明每年所作的年會報告，經過錄音后稍加整理，往往會掛在神經科學研究所的網站上。正應了中國“好酒不怕巷子深”的老話，這些思想深刻、言辭雋永的講話，在中國的科技教育界不脛而走，也在國際科學同行中廣為流傳。許多圈內人士已經知道：這個年會報告如“品牌”一般的精彩。
當然，蒲慕明的誘惑力和鼓動性還不僅僅在于此。深諳現代互聯網及其傳播之道的蒲慕明，也把互聯網、電子郵件的好處應用、發揮得淋漓盡致。
僅僅舉出本報記者信手拈來的一例為證。那是在2009年秋天，蒲慕明給研究所所有PI群發的一份電子郵件：“請不要購買近期用不著的東西。請注意，我十分嚴肅地反對那種趕在年底之前把今年未用完的經費全部花出去的觀念。如果我們不能用完這些錢，說明我們并不需要它，我們必須把它還給中科院或者其他來源之處。這才是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科學家的正確態度。神經所不允許浪費資源的事情存在。”
言之鑿鑿且義正詞嚴，一如蒲慕明的率性風格。如果有什么能讓蒲慕明更疾惡如仇、義憤填膺的事情，他在慣常的渠道上已經不能一吐心中之塊壘，誰敢保證并阻止不到互聯網上去大聲疾呼呢？
上海神經所所長蒲慕明
蒲慕明與同事討論學術問題
1999年中國科學院神經科學研究所成立大會現場
（文章來源：科學時報 記者 鄭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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